我们是严厉地用司法途径解决的方式来实施债转股，还是以比较温柔的、法庭之外的解决方式实施债转股？如果是前者，把债转股对象逼迫到破产重整的阶段，对债权人极为有利。
各国金融监管当局还需重点就市场准入进行深入的沟通，了解和妥善处理彼此间的关系，共同消除各种不合理的准入壁垒和限制，提供开放、公平、有序的监管环境。资金接受国可直接使用他国本币购买本币发行国的产品，节省换汇成本。
对这种开发性金融的再认识也经历过不同阶段。2013年秋天，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，目标是共同发展，理念是合作共赢2万亿美元，超过了全世界GDP总和。中国要高度重视财政的建设和管理问题。它主要地通过各种债券回笼美元，实现卖权套现，形成真实的现金收入。
我们必须立足于把自己的事情办好。美国唯一的出路在于实现制度变革，改变扩张性财政政策，并迅速提高美国创造价值的能力。创新风险分担方式，健全风险应对机制。
要积极推进人民币与沿线国家货币的报价和直接交易，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在贸易、投资中的使用范围，充分利用双边本币互换机制，降低使用第三国货币对贸易往来的不利影响。新任务要有新思路，必须跳出旧思维的定式，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，用全新的思维考虑问题，妥善处理全局与局部、长期与短期的关系，积极促进当期投入与长期产出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良性转换。特别是，当前的逆全球化风潮正在成为影响多边规则的绊脚石，制约了世界经济复苏步伐。在这些国家就应探索完善项目融资的法律和监管环境，鼓励各种类型的社会资本在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下自由流动、适度竞争，引导金融资源配置更加精细和专业。
前者取决于政府财力，后两者则取决于项目的未来盈利前景。近年来，发达国家主导的逆全球化风潮制约了世界经济复苏步伐，一带一路倡议成为应对逆全球化趋势的重要力量，也为沿线各国发展和世界经济增长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。
早在18世纪，亚当•斯密就在《国富论》中指出：分工水平由市场大小决定，而市场大小及商业发展程度取决于道路、桥梁、运河、港口等公共设施建设水平。目前这一定义已被经济学者广为接受。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融资难点 对于一带一路国家而言，除了上述金融市场因素外，基础设施融资还面临特殊难点。总之，金融业要紧紧结合一带一路建设的实际需求，多种措施齐头并进，各方力量同频共振，推动建立长期、稳定、可持续、风险可控的金融保障体系，为一带一路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。
2017年ADB进一步指出，铁路、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人员、商品等要素的自由流动，推动产业集聚，提高分工合作水平。对于一些经济发展落后、急需上马相关项目打破发展瓶颈的国家，适合采用直接、便捷的融资模式，提升融资效率、实现早期收益。创新打通内外市场，汇聚国际金融资源。通过金融创新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当前，尽管我国已建立了层次清晰、初具规模的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网络，但相关机制还不完善，提供的金融支持离现实需求还有较大差距。
创新推动人民币出海，充分发挥人民币作用。据估算，未来五年，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融资需求将达到10.6万亿美元。
从历史上看，全球化有力地促进了国际分工，加快了资金、技术、产品的跨国流动，带动了各国的深度融合，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。欧洲政坛选举过程中，一些政党所倡导的民粹主义理念大受欢迎。
在叙做大型项目时，积极利用国际金融组织担保、出口信用保险、国际商业保险等手段缓释风险。金融机构在配置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时，需要充分考虑当地实际条件，创新融资架构设计，以经济效益为导向，兼顾社会效益，提供灵活多样的融资模式。近年来，随着各国不断推进电力、交通、公用事业等领域的改革，政府直接投资或担保等传统模式逐步从商业项目中退出，商业模式成熟或自身经济性较强的电站、收费公路、商业港口、水处理等行业越来越多地采用结构化融资（主要是项目融资）。第三，项目盈利前景具有不确定性一个事实是：上帝创造的人并非人人天赋平等。那样，创业、商业就都成了零和博弈。
而且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每个三口人的家庭需要存满3亿元才能完全防范这一病毒，否则，如果全家三人都感染上，就会给全家的财富和收入带来极大冲击，消费会难有着落并挑战生存。如果土地分配非常不平等，那么社会收入的分配结构也会变得越来越不平等。
以前我们倾向于接受皮克迪教授的观点，即贫富差距太大会导致社会动荡甚至革命，不患寡但患不均。只要能做到这些，成功者实现的合法收入再高，我们都应该为他们庆祝。
可是，过去的土地分配不平等、工业资本分配不平等并没有将人类带向毁灭性革命，资本主义继续调整适应至今。第三，由于各类保险、退休养老基金及其他投资基金等金融产品的丰富发展，加上政府保障体系的建立，收入可以因天灾人祸等风险事件而波动起伏，因生老病残而变化莫测，但消费却能保持平稳，进而使收入分配可能非常不平均，但人际消费差距却可以相对较小。
我们中国人常说财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财富规模达到一定的水平之后，对财富所有者的生活其实很难有实质影响，但消费是更为直接的，是每个人能感受到的。这一状况不是偶然，而是制度设计的必然： 第一，定位于人人机会平等，而不是结果平等。腾讯股权、阿里巴巴股权所代表的金融财富不是靠取代或挤压其他财富所得，是中国财富的纯增量。到底该如何理解现代经济下的贫富差距？现今的贫富差距有多少是制度所致，多少是现代经济的客观本质所致？世界的未来真的像皮克迪教授所预言的那样？ 我们必须看到，皮克迪教授研究的两个多世纪中，财富分配持续恶化主要发生在两个时段：19世纪后半期到1913年(第一轮全球化)和1980年至今的30余年(第二轮全球化)。
皮克迪教授的数据显示，正如马克思和其他19世纪学者所说的那样，19世纪的工业革命使财富逐步往少数人集中，资本收益相对劳工收益的比值日益抬高，这个趋势到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也就是第一轮全球化结束之前达到顶峰(美国是例外，它的贫富差距要到经济大萧条之前的1929年左右才达到顶峰)。在2013年发表的一份很有影响力的研究中，芝加哥大学Meyer和Sullivan两位教授发现，从2000年到2011年底，美国最富10%跟最穷10%的收入比累计增加了19%，原来前者的收入为后者的5.3倍，最近上升到6.4倍，也就是收入差距恶化了近五分之一。
美国、西欧国家20世纪的经历都如此。比如，今天美国1%最富、10%最富的人群跟50年前、100年前的最富群体有多大的重叠？如果最富1%、最富10%群体总在不断变化、社会阶层流动程度足够高，那么，即使最富1%的收入占比很高甚至越来越高，拼爹就未必能保证成功。
货币化惹的祸？ 人类不断地货币化与金融化，把消费分配跟收入与财富分配之间的距离拉大了，使这三者不再是一回事，也使得财富差距拉大了。一些国家先富很多，穷国也得到好处。
根据皮克迪教授的估算，在一战之前的1913年，法国最富1%家庭的财富占全社会财富的55%，但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冲击之后到1947年，他们的财富占比下降到30%，使财富集中度大大下降。现代经济学家一般认为，财富差距、收入差距都应该关注并引起重视，但更为重要的是消费差距，后者的失控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稳定、政治稳定。当前在美国，10%最富的人掌握了全社会48%的财富，而1%最富的人掌握了20%的财富。其实，在原始游牧社会时期，因为没有剩余就无财富分配而言，人口稀少，土地、资源到处都是，也无所谓属于谁的私有财富，所以，只有劳动收入，没有资产性收入。
也就是说，用实物作为财富的度量和成功的象征，只会把商业、把财富分配变成你死我活的斗争，零和博弈下的创业难有价值创造。第二，为不幸运者提供底线社会保障，确保每个人能够享有体面生活。
看到皮克迪教授《21世纪资本论》，我们会本能地想到要通过制度调整，去强行纠正收入分配，而忘记在现代经济体里最为根本的是消费分配，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财富分配结构。既然这样，皮克迪教授对世界贫富差距会失控恶化的担心是否是多余的？正如库兹涅兹所阐述的，贫富差距的短期恶化或许是特殊发展期的特殊现象。
到今天，皮克迪、斯蒂格利茨不再把注意力放在土地分配，也不把注意力专注于机器设备、厂房等有形工业资本的分配结构上，而是到金融资本上找掘墓人。这些无疑有利于促进人类的生活水平和发展机会的均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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